读书原本是没有“捷径”的，无奈，消费主义的时代，干什么事情都讲究走“捷径”。由于人的记忆和知识传统的“路径依赖性”，这人“捷径”只能以概率的方式存在，而不能确定地找到。

例如，某人读了一本书，即便发现不好，也无法把它“不读”掉。事实上，至少按心理学德国学派的大师埃宾浩斯的看法，这书的影响将永远留在这人的知识传统里。以后再读到一本好书，那好书的影响必须要与这坏书的影响交互作用，才对这人的知识传统的下一步路向发生影响，也为下一本要读的书铺垫理解的前提。照这个样子走下去，到死为止，这人沿着其知识传统的演变路向所读的一切书籍，算是构成一条读书的“路径”。

上面所说的“知识传统”演变路向，不仅与读过的书有关，更重要的，它与读书人的生活经验和人生体悟有关，因为读书是注意力资源的再分配过程，一本书，必须引起我们的兴趣才可能吸引我们把一部分注意力配置给它，而“兴趣”是与生活中发生的现实问题，特别是紧迫的生存问题以及我们对人生意义的领悟密切相关的。“路径依赖”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我们读过的书反过来影响我们所追求的生活的方式，于是改变我们的生活经历和人生体悟。

因为读书的路径具有“路径依赖性”，所以即便有了生活的目标，为实现哪个目标的最佳读书路径也只是“存在”而已，它并不确定性地展示给我们，无数的可能，无数的偶然，无数的作用方式，都可以改变我们将要遇到并且有兴趣读的“下一本书”。知识的过程与人生体悟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性，用阿罗的话说就是：没有人能够知道“知识过程”的最终产品，除非他就在这一过程之内并且跟着这一过程走到尽头。

尽管如此，如果读书是针对读书的“捷径”的。仅仅针对一种目的而言，读书是为了对某类问题想得比以前更清楚。换句话说，这里所说的读书的目的，是“理解”。对待问题的理解当然受到我们对生活的总体理解的影响，我们对生活的总体理解甚至决定了我们所能够提出并有兴趣去理解的那些问题，世界上有不少书就是为了那些愿意理解特定问题的人而存在的。

于是比读书的目的更重要的，或者可以称作读书的前提的，便是关于“问题”的意识了。如果读书的注意力预先并没有指向这本书的问题方向，阅读就难以引发“视界融合”。读书与问题有密切的关联，读书甚至不必在乎读的是什么书，只要阅读过程足以引发有意义的问题。因此，读书的捷径可以是“计划”，也可以是“随机过程”。每个人的读书路径其实都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徘徊。

在读书的“随机过程”一极端，因为没有任何经验或“规律”可言，从而进入不了我们的研究范围。在读书的“计划”一端，应该有两条可以称为“捷径”的读书方法：一为“兼听”，二为“好古”。

所谓“兼听”，就是同时阅读相互冲突的各种论点，或只阅读其中一种论点然后转去读其他不相关的书，之后由于偶然的机遇，或许再回过头读以前的书里论及的其他论点。所谓“好古”，就是孔子说的“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而求之者也”。

在我看来，“学习”就只意味着这两个过程——“兼听”“好古”，当然，不是“学而不思”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