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子都与书打交道的人毕竟不太多，但是从未与书相交的人在现代社会肯定更少。无论如何，在我们的生活中总是由两个最基本的活动，就是有了读书和著书，才把书和人的生活联系起来。

自从人类历史上有了传承文明的书籍以来，读书就成为每一个人避免落后于文明的主要方式，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没有例外。不过，在我们的传统中似乎把读书和“黄金屋”、“颜如玉”等价值目标挂钩，一直是文化主流，这在今天也依然具有极大的影响，无论读什么书，都不过是为了寻得追逐功利的敲门砖而已。于是，在我们的历史上流传了林林总总的“苦读”圣贤书，动人心魄的故事，甚至也不知激励了多少人皓首穷经而矢志不渝。最能体现读书之苦的，大概要数传说中孔子的员工颜回，为了能够不在深夜读书过程中睡去，而别出心裁地设计出“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了。

如果快乐外在于读书活动的过程之中，这样的读书注定是永远不能获得持久的动力的，当然就更不能体悟到读书本身那种安魂曲一般的崇高价值了。现代德国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用非常动人的语言，描述了他一生与书相处的亲密和美妙，他说他从来不是在阅读书籍，而是住在书里，“整整一个星期你沉浸在书籍柔软的纸页里，那些文字就像秘密地重重叠叠一刻不停地环绕着你飞舞的雪花，你带着无限的信任走进去。”瓦尔特·本雅明对自己童年的阅读情形的如此描述所表达的心境，决不是任何胸怀功利之心的人所能体验的！

伟大的德国诗人歌德曾经在一封信中这样说：“我要像《圣经》里的摩西那样祈祷：主啊，给我狭窄的胸以空间。”无疑，多数人都会胸怀与歌德同样的追求和愿望，都愿拓展自己的心灵，使其博大而丰富，以容纳人类精神所特有的悠久浩瀚的历史。于此，又恐怕只有读书才是把这种祈祷变成现实的最主要的途径，但这决不是说书读得越多越好，法国思想家蒙田就曾经说过：“初学者的无知是获得知识以前的无知，而博学者的无知是获得知识以后的无知。”英国诗人蒲柏把第二种人称为读书很多的傻瓜。当代大学者钱钟书先生在美国访问时，曾经去参观国会图书馆，图书馆里的人多为所藏大量图书而骄傲，当管理员问钱先生有何感想时，他出人预料地笑着说，“我也充满了惊奇，惊奇世界上有那么多我所不要看的书！”

不读书不能体验和书生活在一起的快乐，更不能拓展胸怀的空间，但是如果不知道有选择地读书却反而会使人成为傻瓜，这实在是我们在现代社会中生活的人应该明白的道理，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教训，只可惜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之所以走出那个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有书可读，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人类历史上有一部分人以不懈著述的方式延续文明。我们实在不能想象，如果没有那么一些人诉诸文字，勤于笔耕，人类竟然还不能有今天的辉煌。但是，在我们今天能够接触到多如牛毛的书籍中，能够流传千古者实在则是凤毛羚角。在今天，著述对某些人来说已经蜕变为一种工匠般的谋取功名的低劣手段，而不再是在历史上本来的思想者的生存方式。我们并不主张孔子和柏拉图式的述而不作，否则就没有我们今天可以欣赏的典籍了，但我们却有理由追问一句，没有思想或者不是思想的产物的著述难道不是在浪费人类宝贵的资源么？让我们看看被誉为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著作《国富论》的作者，使经济学成为科学的亚当·斯密是以一种什么心态在著述。1764年3月至8月，他陪同巴克勒公爵访问欧洲大陆，并在其间开始了《国富论》的创作，1764年7月5日在给著名的英国哲学家休谟的信中这样写到：“为了消磨时光，我开始写一本书。”这本书就是后来影响了世界的传世之作《国富论》，如果不是以这种心态来进行写作，不知道《国富论》还能否影响历史？。当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奥尔森在其《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则表明了这样一种关于著述的看法，“宁愿在一座宏伟的大教堂建筑上添上一座尖塔、一个拱门、甚至一点装饰，以期与之共同流芳千古，而不愿单枪匹马在平地上建造一座茅舍，当时代风向一转之际就化为乌有。”在商业化和印刷技术都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究竟有多少著述像一座座茅舍，恐怕真可以描述为“罄竹难书”，尽管这并不是十分恰当。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问，究竟什么样的人才能在真正的意义上成为英雄？特别是其生活与书有关的人。基本的事实是，和人类文明史相伴而生的书籍，既是诸多英雄活动的产物，同时也孕育了无数的英雄。而在我看来，能够名实相符的恐怕非类似于钱种书和亚当·斯密的人莫属了。读书多，但没有思想是傻瓜而非英雄；著述多，却没有思想不仅非英雄实属犯罪。何为英雄当自明。